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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李辉教授:家庭作业?家长作业?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 时间: 2021-04-22 | 责编: 罗天林


李辉,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教育学硕士课程总监、博士生导师,美国儿童心理学会会员、美国教育研究学会会员,出版《学前教育学》《香港幼儿园校课程发展研究》《中国独生子女教育百科全书》等著作及论文共160多部(篇)。

前一段媒体上有关家庭作业的报道,在各个家长微信群里引起强烈反响,也让人产生很多困惑。一方面是各种吐槽陪孩子做作业的种种煎熬的网帖引发网络拥堵和舆论关注,导致多地教育部门出台不得将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意见,从而赢得不少掌声;另一方面是清华附小推送的假期作业(以苏轼为主题的研究报告)刷爆朋友圈,引起正反两方热烈争论,更有学者撰文批评这种研究方式。一时间,围绕家庭作业问题,线上线下争议连连,家长、教师各抒己见。为了解开这一难题,本刊记者采访了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李辉教授,请他从旁观者和教育学者的角度来解答疑惑。

父母参与孩子的家庭作业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少年儿童研究:清华附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高深、酷炫,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的反响。我们发现,很多人认为清华附小学生的作业很大程度上是靠家长的辅导,甚至是家长直接参与,这更像是“请枪”或“捉刀”,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能算是孩子的家庭作业了。对此,您怎么看?

李辉:毫无疑问,清华附小学生们的作业是得到了家长的帮助和辅导,甚至是实质性参与。但这也无可厚非,甚至值得肯定。当然,肯定就好,并不能推广,也无法推广。因为清华只有一个,经验无法复制。为什么?这个问题牵扯到三个方面:一是家长参与,二是作业性质,三是作业模式。我简单解释一下。

首先是家长参与问题。即家长必须参与孩子的学习,要对孩子的学习状况和作业情况有所了解。目前国际教育界的普遍趋势是提倡家长参与、要求家校合作。例如,香港政府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课程指引里面都有专门章节谈及家长参与和家校合作。另外,我们在香港的研究以及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都运用了国际著名学者Epstein在1996年提出的家长参与六类型说:家长教育,家长沟通,家校协作,在家学习,参与决策和社区共育等。其中,在家学习就是指学校定期给孩子家庭作业及亲子活动材料,让家长在家协助和参与孩子的学习。因此,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和作业实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样看来,清华附小的学生家长的所做所为是符合国际大趋势的。

其次是家庭作业的性质。从传统意义上讲,家庭作业是与学校作业相对的一个概念,是让学生在家(或校外)展开的自主学习活动,主要包括复习、练习和预习,以达到巩固学习内容、强化学习效果、深化思考和延展学习的目的。这是和传统的工具性思维相对应的一种认知与技能上的考量,就是把家庭作业当成一种辅助学习工具。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鼓励家长参与校政、提倡家校合作、促进学校问责,家庭作业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含义。自2000年以来,内地和香港教改的方向和路线基本一致,也是朝着鼓励家长参与、提倡家校合作的方向发展,家庭作业的性质已经改变,被更多地赋予了“亲子互动”“亲子共读”“亲子共学”的含义,家长的参与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实质性的。2012年,我们在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辅导家课是家长参与的重要内容,也是香港家长每日必修之课。香港的很多著名幼儿园,其家庭作业之重、家长参与之深,也是与其名气相对应的。也有很多香港家长偶尔会抱怨一下:这是在考家长啊,这是家长作业啊!对,虽然有点儿偏颇,但一语中的:现今的家庭作业,其实已经异化成家长作业了。而家长熟悉、了解甚至辅导孩子作业,其实也是家长责任的一部分,无法推卸。

三是作业的模式。传统的作业模式多为纸笔练习,包括算数练习、抄写、预习、诵读、听写、背诵甚至默写等等,大致属于复习(练习)和预习(预读)两大范畴,多靠机械练习和死记硬背,属认知和技能上的学习。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儿童中心主义的进步主义教育观和创意学习的理念被引进和推广,家庭作业的模式也越来越有创意,越来越多样化。简单一点儿的,有写日记、收集剪报新闻、做手工小抄报、制作个美劳作品等。复杂一些的,是要写详细的读书笔记(甚至还要先画后写)、节目观后感(先看后写),制作精美的模型什么的。再高难度一点儿,就是像清华附小这样的专题研究式家庭作业,它的英文名称叫project approach,正确的中文译名叫“方案教学”或“项目活动教学法”。从2012年开始,我在深圳百仕达小学开始推广这种“方案教学法”,现在已经成为该校的一张名片了。

我是这样对方案教学法进行定义的:“方案教学是根据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兴趣确定活动的主题,并以该主题为中心加以扩散,编制主题网络,将概念予以分化、放大,让儿童通过自己的学习,探索概念的内涵。在编撰主题网络时,涉及儿童的认知、情感、社会化、语言、体能等各个发展领域,将游戏、故事、绘画、手工、音乐、数学等方面的内容融合为一体。”

我理解的“方案教学”中家长的角色主要有四个方面:1.与儿童一起搜集资料;2.利用工作上的专业知识,帮助儿童得到实际相关的经验、知识;3.对子女的支持、鼓励和认同,响应他们的发问,并欣赏他们的制作;4.在子女的活动邀请中,积极参与、了解及协作。很明显,在整个过程中,要求家长要处于支持者、帮助者和辅导者的位置,儿童才是方案探索的主导者。

我想,清华附小在引进这套东西的过程中可能有点儿“用力过猛”,有些变形走样。一是没有“根据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兴趣确定活动的主题”,像“苏轼”这个主题应该是属于学术性的,与儿童生活经验无关。除非这是在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州,当地的小学生反而可以进行这个专题研究。当然,也不能排除清华附小的学生们天生异禀,真的而且是自发地对一千年前的苏轼产生了兴趣,那就无可厚非。二是家长在参与过程中没有把握好应有的“度”,有些心急,于是就越俎代庖甚至直接操办,这样就失去了儿童自主探索的意义了。比如,语料库研究方法及语料分析软件,这些都是我的博士生们才用得到的东西,清华附小的学生们都用上了,这实在有点儿超前。当然,这些东西并不神秘,也不难操作,小学生在清华教授

家长的指导下是可以做到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谁想到要用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是谁在做语料统计分析、这个作业有没有必要进行语料分析等等,如果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家长”,这个作业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严重走偏了。

少年儿童研究:清华小学生的作业有数据、有表格,似乎可以和大学生的研究报告相媲美。我觉得有些形式大于内容。您认为小学生的作业需要追求这种复杂的形式吗?现在学校留给孩子的很多作业需要用复杂的软件,家长为此不得不学做PPT,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李辉:我认为世间万物有两个方面:形式与功能,我是希望形式与功能取得高度统一。因此,我认为方案教学式的主题探究是有一定形式要求的。通过这些固定的格式和要求,学生可以形成一定的习惯和模式,掌握研究报告的内容和技巧。清华附小学生的作业有一定的形式,这是可取的。对于这群特殊的小学生来讲,也是可行的。但是,千万不能局限于形式,搞形式主义,关键是要用这形式达到现实的功能,表达清楚他们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在本案例中,学生如果决定要用数据来分析苏轼,就需要使用表格和图表。我相信,那些教授级的家长对此是驾轻就熟的,帮孩子做这些图表简直易如反掌。但是,这个经验不能推广,因为一般家长没有这些专业技能。

由于各个地方、各个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家庭作业的形式,于是出现了一些高难度的家庭作业,有的需要用复杂的软件,家长不得不学做PPT。我想说的是,我相信教师的专业水平,也不会轻易怀疑教师布置的作业。而且,我会鼓励家长去继续学习,不能因为自己不会就否定家庭作业。家长为什么不能学习PPT?教学相长,亲子共读,共同进步嘛。所以,我认为家长必须学习,必须和老师共同承担孩子的学习与发展责任,而不能互相踢皮球。

清华附小的学生作业纯属特例,不可复制

少年儿童研究:给学生留关于探究式的家庭作业,我并不反对,但是课题的选择一定要符合孩子的年龄和他实际的生活背景。清华附小学生的作业中有一篇是《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我认为这样的作业就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如果没有高学历的家长,普通的孩子是很难理解和完成这样的作业的。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辉: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一是课题的选择,要尽量儿童化、生活化。二是这属于非常特殊的案例。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同在全国推广方案教学和探究式作业的原因。这是因为我们存在城乡差别和东西部差别,更存在家庭阶层的差别。这种“大数据认识苏轼”的作业也只有在清华附小这样的特殊环境里产生,不可普及。

其实,真正的方案探究式作业应该关注身边的、公共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引发师生和家长的多角度讨论,这正是探究式学习的魅力所在。例如,深圳的百仕达小学本学期项目学习低中高三个年级段,分别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这三大主题下,从自己关注的生活切入,进行头脑风暴,产生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如低年级的“狗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吗”“兔子适合做我们的宠物吗”“鱼与人类的环境”“野生动物知多少”等。中年级的有“深圳真的是座堵城吗”“深圳真的是美食之都吗”“深圳真的是志愿者之城吗”等。高年级的有“纸币会消失吗”“智能机器人会取代人的工作吗”“中国高铁与世界”等。相同兴趣的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对问题进行猜想,然后是长达两个月的研究过程。孩子通过这样的作业学会了搜集资料,设计调查问卷,用“问卷星”进行网络调查,上街头发放问卷,实地调查采访,多种途径展开行动研究。

少年儿童研究:对于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沈艳教授的文章(《静待花开,谨防研究大跃进》),您的看法是什么?她所谈的担忧,您认为是有道理的吗?

李辉:我看了她的文章。她所谈的担忧有四点:首先是关于学养,她担心孩子分不清学术成果的署名与所有权问题。例如,“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这项研究究竟有多少是孩子们独立完成的?文中需要用的分词方法、词频统计、电子书和纸质书的对比等,有多少真的是‘我’和同学们独立做到的?这篇报告行文中最常出现的是‘我和爸爸’,读来基本是‘我’和爸爸两个人的工作。”这在目前的中国内地,确实是一个问题。而这就需要老师预先讲明和正确引导,告诉孩子什么叫独立自主,什么叫分工合作,什么叫剽窃和抄袭,这些都是非常基础、重要的学养。

她的第二个担忧是担心孩子们“为炫技而研究、为完成任务而研究”,认为这是很多研究的通病。这个也不无道理。有很多初次接触方案教学的学生、老师和家长往往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相似,提出一些并不适宜孩子探索的问题,脱离现实生活和实际经验,这就导致孩子们为研究而研究,并没有真正的热情和兴趣。这就需要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而不能责怪孩子和家长。

她的第三个担忧是“用科研能力评估小学阶段的孩子,只怕对不少孩子的心灵健康也是弊远大于利。没有什么比研究更需要以兴趣为导向、更不能强求的了”。这个是方案教学的关键所在。在百仕达小学,以及在美国,孩子们做的方案教学法通常都是来自于其所在的社区和城市,来自于日常生活和亲身经验,研究问题由孩子们提出并由孩子们解决,这才是真正的方案教学。当然,我们在香港也发现,老师们为了省时省事,就直接主观武断地提出了他们想要的研究问题,布置给孩子去做,这就不是原装正版的方案教学法。当年Lilian Kates(方案教学在美国的主要倡导者)来香港也发现了这个现象,当场就说这个不能算是她所说的方案教学法,而应该叫作香港方案教学法。而清华附小所做的,也是这种港式方案教学。

她的第四个担忧是这种新的家庭作业会“产生新的让家长疲于奔命、也残害孩子的扭曲”。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点儿过了。因为这些研究作业对于清华附小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不硬性推广普及到其他学校,就不会出现所说的扭曲。要知道,一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城市基础教育的现状是,周末不上课外班的孩子已经成为极少数”,与其让孩子去补习班重复课堂所学内容,还不如亲子共同探索有趣话题;二是这些清华大学的教授家长们很可能热衷于节假日躲在家里搞研究,说不定还对这种作业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呢。

孩子的任何学习成就都和家长密切相关

少年儿童研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没个好爸爸,清华附小学生还能遇到苏轼吗》)认为,小学生开展课题研究,需要父母一定的指导和配合,但是父母不是决定因素。关键在于学校和家庭转变理念,调动孩子探究的兴趣。所有中小学,只要转变观念,都有条件进行探究式学习。您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回应?

李辉:坦白讲,他这段话我不大同意。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下家长的角色与作用问题。

首先,从遗传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家长对孩子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其实是决定性的。这主要表现在先天遗传和后天教养两大方面。从概率学和遗传学角度来讲,优秀的父母通常会将优秀的遗传基因传给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会继承父母的隐性和显性基因,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良好的先天条件。清华大学作为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能跻身其中的教授们也肯定是各个学科的精英,在认知、思考和学术研究方面必有过人之处。他们的优良基因或多或少肯定会传给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先天遗传条件和发展潜能。从后天教养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讲,清华子弟可以享受的学习环境也比普通小学生好很多。可以说,清华附小的孩子从先天和后天两方面都注定了是“人生赢家”。而其背后的决定者和主宰者就是其父母。

其次,从教育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家长对孩子的学习和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并且可以用“家庭缺失论”和“学校歧视论”来解释。利斯曼(Riessman,1962)在“家庭缺失论”中提出,家长教育水平不高的家庭,往往也会缺乏教育传统,既没能力也没兴趣参与子女教育。与之相反,“学校歧视论”则认为: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其实是学校造成的,学校普遍存在一些隐晦的歧视作风或排斥措施,让低教育水平的家长不能参与与子女教育。但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何瑞珠教授认为,这种阶层差异其实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低教育水平的父母缺乏自信,觉得自己“力有不逮”,往往会选择“自我淘汰”甚至逃避与教师见面和交流。另外,家长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的话,就无法付出任何参与的时间,因为整日在“为口奔驰”,哪有闲暇时间和精力管孩子。这样就会出现所谓的“跨代贫穷”的现象。

第三,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家长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除非家庭出现巨大的变故,一般而言,社会和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子女往往承袭了父母的优质文化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学得多、见识广,最终学业成就也会远远高于社会和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同学。所以,布朗有一个著名的公式(Brown,1998):

学习成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其中,物质资本是指可以使用的学习工具和经济条件,人力资本是指家长的文化素质,而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关系资源。我认为,这三项资本实际都来自家长。因此,是家长的条件决定了孩子的最终学习成绩。

少年儿她研究:有人说清华附小的做法,与其说是展示孩子,不如说是展示家长。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辉:清华附小的老师在尝试新式的家庭作业,学生和家长也在尝试新的学习方式,这些放在该校这个小环境下面,都是正确而适当的。学校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利用了家长中的资源,让孩子从小接触到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能技巧,这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是有好处的。至于说是在展示家长,这也无法彻底否认。

少年儿她研究:在中小学当中,这类探究性的作业越来越多。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孩子,比如父母文化水平不高或者父母外出打工等情况,如果老师总是表扬那些在家长的帮助下、作业完成好的孩子,无形中对其他缺乏成人帮助的孩子就是一种不公平,有可能让他们产生自卑和挫败的心理。您认为,学校老师应该如何尽量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呢?

李辉:这种方案探索式学习从来都是以小组形式进行的,一般四到六人一组。老师通常会注意能力匹配,尽量让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孩子在一起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而项目的展示和评估也是以小组为单位的。例如,我们在深圳百仕达小学每学期进行一次项目研究成果发布会。学校邀请所有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学生的成果发布会。每个项目研究小组和成员都要面向同学、家长、老师和社会人士阐述本组的研究成果,接受质询并做出回应。大家关注的是研究过程,而不是论文本身。

其实,平时老师对项目研究作业的评价也会参考孩子自身的水平来判断,而不会天真地相信那些博士论文级别的研究都是孩子做的。当然,各位家长也只能根据自身条件和资源而决定参与和辅导的程度。学校和老师也深知各个家庭的不同,不会也不应该有统一的要求。另外,老师给予的评分,其实是一种反馈和鼓励,不会影响孩子的升学情况,家长也不必太介怀。相反,这种小组作业会让家庭条件差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到更好的家庭环境和家长资源,这甚至有点儿资源共享的感觉了。

少年儿童研究: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析!(来源 《少年儿童研究》2018年2期)